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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一條深圳河，劃分出兩個不同族群。兩個族群之間，可以有同胞之愛、手足之情、家鄉之念、宗親之會，但是「香港人」大多不想返鄉下定居，正如美國黑人無意回去非洲定居一樣。這是因為「香港是我家、我是香港人」。即使認同「我是中國人」的通水管人，絕大多數也不會認同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」，所以從來沒有人心回歸與否的問題，因為由始至終都是人心不在政權。如果你問當時的香港人：「你既然說自己是中國人，那麼你是否願意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統治，或者認同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北投通水管的一份子？」他必定斷然說「不」，因為「我不是死左仔、暴力男、共產奴」。外人看來，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，但卻不是中國一份子」這句話相當矛盾，但是當時的現實就是如此。六七暴動後的香港節、工展會，以及麥理浩總督上任後的社會、通馬桶育、福利、基建、肅貪、公民意識等一系列改革，擴大了香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實際落差，鞏固了香港人的獨特「文化身份認同」與「族群身份認同」，同時當局也極慎防香港人進一步邁向「政治身份認同」。其關鍵秘訣在於港英政府以開明專制、豐衣足中和通水管食、繁榮安定、扶持華商來籠絡人心，避免過度的貧富懸殊、社會不公、上進無望，導致香港人要求主權在民的獨立民主政府。香港文化表面上繁花似錦，欣欣向榮，中西合璧，普照全球，但是一方面被港英政府封了頂，另一方面又被中共暴政嚇破膽。當板橋通水管的香港人深明此理，唯有盡力而為，因而得享20年左右的社會文化榮景。三、火紅國粹六七暴動導致中共在港「紅線」遭受重創，例如「長鳳新」電影戰線自此破滅，左派電影名星傅奇、石慧被遞解出境不成，然後被港府關押。至於工通馬桶會、左報、中資公司若干知名高層頭面人物，都變成了過街老鼠或者摩星嶺集中營階下囚。「灰線」和「白線」若干人物也因為參與殺人或奪權而暴露了自己的共諜身份。然而，中共的組織復原能力還是相當頑強，毒樹惡果盤根錯節還是不斷靜靜擴展。例通馬桶在六七暴動中發揮關鍵作用的《大公報》社長費彝民還是安然無恙。「灰線」及「白線」的滲透和統戰實力不斷擴大，低調從事，默默滲染，繼續發揮「中央同志」說的「白蟻」作用。「學友社」葉國華、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，還是秉持留得青山在的心情通水管，繼續為黨賣命。「白蟻」的主力在於文藝出版界的「毛派」（包括當時的李怡、練乙錚、岑逸飛等人），及以大學青年為主的「國粹派」（包括當時香港大學的宋恩榮、馮可強、陳毓詳、梁錦松、鍾瑞明、馮紹波、麥華章、石鏡泉、程翔等人，通馬桶及中文大學的蔡文田、戴希立等人）。當時香港大學生深受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初期西方左翼思潮及反叛權威精神的感召，借助中文法定語文運動，以及保衛釣魚台運動，認為當時世界的主要問題在於帝國主義、殖民主義、資本主義、美日陰謀，扼殺通馬桶打救蒼生的社會主義中國崛起，扼殺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云云。「國粹派」認為「認識中國先於關心香港社會」，認為這樣才是從源頭處解決問題。他們入住明原堂，參加祖國遊。當然，他們幕後有新華社，以及左派導師吳清輝、陳載澧的推波助瀾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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